1、初次分配差距拉大，资本分配过多，劳动分配太少从收入分配结构看，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我国的劳动分配率(劳动报酬占GDP比重)不断下降。

欧美发达国家一直努力通过一次分配，例如反垄断和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来，实现一次分配的基本公平，然后用二次分配来改善公平。这更需要专业背景的管理者。

一个显著的全球性现象就是，这一波全球化以来，所有卷入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，都出现了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趋势。在这种情况下（无论是实际的还是心理上的），打工者很容易挟持企业。但在全球化状态下，制造业就很难促使产业工人转型成为中产阶级，因为资本者可以拼命压低外国工人的劳动工资，或者不断雇用廉价工人。这些年来，跨国公司尤其在金融领域，打工者往往获得巨额工资和奖金（红包）。资本尽管以利润为目的，但在资本运作过程中，伦理也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环节。

在主权经济时代，产业发展具有边界，即在主权国家内部，产业发展因此产生就业。古典经济学家所界定的主要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、土地和资本，这些都在国家的边界内部发生，也是可控的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，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又通过国有化来帮助企业摆脱危机。

显然，垄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，其形成的原因又比较复杂，虽然它常常损害公众利益，人们对垄断也少有好感，但要轻易摆脱它的制约并不容易。五、如何看待和解决与国有企业相关的收入分配问题 把所谓垄断企业高收入指为收入分配问题的主要症结，与事实并不相符。再比如，如果单单对中国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员工薪资进行限制、而对外资企业网开一面，则势必损害中国企业的竞争力。到1970—1980年代，为摆脱财政困难，欧美不少国家则反过来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，将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。

单单一个东风汽车公司，供应商就达到160余家，正所谓一马当行、万马欢腾。按照这一标准，国有企业并不一定就是垄断企业，其赢利能力强也未必就是垄断暴利。

因此，从总体上讲，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所得，较好地保住了在企业收益中的份额，是合理而且应当的，不能强逼国有企业薪资水平向底层看齐。这些需求又有力地刺激了对上下游、中小型企业的采购订货，从而为中国经济走出困境创造有利条件。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产油国，都未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石油化学工业。随着中国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，必须让公众分享改革成果。

历史研究证明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与垄断息息相关。（2）国有企业的所谓垄断利润，被国有企业独享甚至被内部人瓜分，国有企业员工成为特殊利益集团。可以说，企业经营得好坏，与国有制和私有制关系并不大。比如，当只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资受到严格限制，而民营企业、外资企业却不受限制时，必然会造成国有企业优秀人才外流。

垄断与否，受到产业经济性质的约束。后发展国家在战略产业中没有一定程度的垄断，企业将很难自立于世界之林。

作为国家出资兴办的企业，国有企业的最终所有者是全体人民，因而应当像上市公司定期向股民披露信息一样，国有企业应当全面、准确、清晰地定期披露企业经营管理等信息，自觉维护公众对国有企业的知情权、监督权和建议权。此外，政府国资监管部门履行职责的情况，应当接受严格的舆论监督、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，涉嫌犯罪的应依法惩处，从而督促国资监管部门更好地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。

而私有企业中，也有大量效益低下的企业。在反垄断的问题上，无论是对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，无论是对跨国公司还是本土企业，都应当一视同仁地开展执法活动，积极兴利除弊。资本主义国家交替使用国有化、私有化的政策工具，实质上在履行两大职能：一是利用国有化，使国家力量援助、拯救陷入困境的私有资本。（三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、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作为国家出资兴办的企业，国有企业的最终所有者是全体人民，因而应当像上市公司定期向股民披露信息一样，国有企业应当全面、准确、清晰地定期披露企业经营管理等信息，自觉维护公众对国有企业的知情权、监督权和建议权。三、应当进行什么样的反垄断 前些年，某些特殊势力指责国有企业赢利能力低下，唯有私有化才能解决效率问题。

其实，对于何谓垄断，我国的《反垄断法》有明确规定：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：（一）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。历史研究证明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与垄断息息相关。

口口声声反对国进民退的某些势力，不过是打着民众的旗号、为少数人劫掠国有财富制造舆论而已。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应对危机中，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但令人遗憾的是，这些改革少有成功的范例。近年来，中国在深化企业改革中，把破除垄断作为一个优先目标，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

一方面，国家应面向所有企业执行统一的税收制度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。当年韩国朴正熙政府引进外资企业，一方面允许不同企业采用各自的薪资政策，另一方面却通过收缴所得税，有效调整收入差距过大问题。因此，严格信托责任，追究经理人员相应的失职渎职行为，是无论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都要长抓不懈的一个关键问题，也是国家监管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。五、如何看待和解决与国有企业相关的收入分配问题 把所谓垄断企业高收入指为收入分配问题的主要症结，与事实并不相符。

此外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实践表明，私有化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改善并不显著，其中不乏英国铁路私有化改革失败等案例。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政府、公众之所以能够容忍这种垄断的存在，原因有三：一是飞机制造业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，它关系美国和欧洲的战略利益。

要严格国有企业审计制度，相关审计结果应当公之于众。如果在企业国有体制下，人们在法律上还有权分享企业创造的剩余的话，那么在私有体制下，这一权利在法律上将完全丧失。

时间一长，国有企业竞争力将不可避免受损。这一明智政策为韩国短时间造就一批世界级企业发挥了良好作用。

某一政府职能部门受国家委托，监督管理国有企业经营活动，这与受托从事经济调控、市场管理、社会服务的其他政府部门并无二样，如果后一种委托的有效性、合理性不容置疑，那么前一类委托同样顺理成章。对于高收入者、超高收入者，可以实施更高的累进税率。但在其他多数自然垄断产业（例如城市自来水供应）中，并没有实现这样的演进。这种支持的存在基础，与其说取决于企业的所有权，还不如更准确地说，是因为这些企业的健康发展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。

其次，近年来，多数国有企业普通员工工资所得，保持了在企业收益中的合理份额（但也存在很多例外）。后发展国家在战略产业中没有一定程度的垄断，企业将很难自立于世界之林。

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，每年都有大量企业因种种原因被兼并或者破产。在西方国家，私有化并非为了明晰产权，企业的国有化和私有化，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政策工具。

可见，视国有企业私有化为搞好国有企业的唯一出路，只是一种主观臆想。但在这一过程中，某些特殊势力以个别产业（如煤炭）或者少数企业被收购、被兼并为借口，批评所谓国进民退，惊呼改革陷入停滞甚至倒退。